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已较OECD国家更为突出，最富有20%人口的收入为最贫穷20%人口收入的11倍。OECD国家的该数字仅为5.5倍。财富不平等现象则更为显著，最富有的1%人口持有全社会总财富的三分之一，OECD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8%。

　　这组数据是经合组织（OECD）于3月21日发布的《中国经济调查2017》中，最为显眼的一组数字。 OECD该系列调查是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信息中心协助下完成，每两年发布一次，今年为第五份。

　　针对该份调查结果，OECD提出三个亟需采取政策动作的领域，包括激发企业活力、应对金融风险、应对不平等。

　　针对后者，OECD测算显示，中国的税收和转移性支出所带来的再分配效果很弱，相应的基尼系数下降几乎为0（见下图）。

　　OECD就此建议，中国要应对严峻的不平等问题，应采取的措施包括：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增加个税的累进性；在全国范围对不动产征收持有环节税，并考虑征收包含基本免税额的遗产税等。

　　OECD经济部部长佩雷拉（Alvaro Pereira）对财新记者表示，让增长更具包容性的一个办法是增加个税的累进性；而对于财富不平等尤其高的国家，最好的办法是征收房产税，几乎所有OECD国家都有房产税。

　　OECD经济部国家研究司负责人Vincent Koen补充道，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交易环节征税，另一类是对持有环节征税，后一种在上海、重庆已经有试点。征收前者在政治上更容易，但是经济角度来看不好。

　　OECD经济部中国组负责人马吉特（Margit Molner）进一步对财新记者补充道，根据OECD的测算，OECD国家房产税总额占比GDP约为2%，几乎都是持有环节税，而中国各类房地产相关税费占比GDP也约为2%，但都是交易环节税费。

　　这两类税的激励不一样。她说，交易环节税会激励有房者不出售，或者在供小于求的情况下，将税负转嫁给购买者，从而可能抬高房价。持有环节税的激励更好。

　　道理上来说应该被征的也是持有环节，而非交易环节。他说，设想这样的情形：一个并不富裕的房产持有人只是因为房产出售被征税；与此同时，另一个有20套房的富人，不卖出房子则不被征税。

　　对于持有环节房产税是否有减缓房价快速上涨的作用，佩雷拉表示，如果征收的税率很高，无疑会有作用。在通常税率下，会有一些作用，很难证明没有作用或有显著作用，但是在OECD看来，减缓房价上涨并非OECD建议中国征收房产税的主要目标，而是更多从其财富分配和提升政府收入（用于转移支付，完善公共服务等）的角度考虑，“这事关社会公平”。

　　马吉特认为，如果房价快速上涨源于供求关系失衡，主要应从供给端寻求解决办法。增加住宅土地供应、从而提高房屋供给无疑是供给端最为主要的办法，但只是完整解决方案的一个方面，同时也需要让各级城市提供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更为平衡。

　　政府借由房产税获得收入有利于实现这一点。她说，这进而可以产生相反的激励：公共服务水平在北京和在一座小城市差不多，何必再去北京斥巨资买房定居。

　　对于房产税面临的政治阻力，Koen表示，历史上，许多国家在税收领域最激烈的辩论就是关于房产税的讨论，美国如此，很多欧洲国家也是如此。但是可以通过政策设计，如逐步提高税率，或只对第二、第三套房征税来减小阻力。后者的财富再分配效应更为显著。

　　“我知道这在任何国家都很难。”佩雷拉坦言，但是以印度为例，该国去年刚刚推进了商品服务税（GST）的改革。印度的体制也很复杂，涉及30个州，此前没人认为GST能推出，但就是做成了。

　　2016年8月印度议会通过立法，先前混乱的邦内和邦际销售税被统一的商品服务税（GST）取代，印度从此进入全国统一税制时代。

　　为此，印度政治家无疑动用了政治资本，佩雷拉说，也为这项改革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之后通过联邦和地方政府达成共识，推进改革。

　　中国过去20年的经历无疑体现了，“只要有意愿，就会有办法。”他说。政府需要借此获得收入，不然会继续制造地方融资模式的扭曲。“政治上的不作为，会令增长越来越不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