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社会矛盾等各类“城市病”日益严重，妥善解决“城市病”问题，是保证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关键性问题。“城市病”的产生，究其原因主要是跨越式发展产生“时间压缩”效应，城市发展理念与方式存在偏差，城市规划建设缺乏科学性，政府职能的缺位导致城市管理滞后，城市空间结构失衡等。发达国家在治理城市病过程中的城市发展理念、顶层的城市规划设计、科学的城市交通路网等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基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治理我国城市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水平，创新城市管理方式，实施都市区和城市群发展战略。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病，新型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了2015年的56%，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过半，意味着中国城市社会的来临，城市化建设进入崭新的阶段。然而伴随着城市化的“浓缩发展”，“城市病”也在集中爆发。“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国家高度重视“城市病”的根治与解决，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着重对“城市病”治理进行策略研究。

一、“城市病”的主要特征

“城市病”始于工业革命后期，工业化进程推动城市化发展，城市成为人口与各类经济活动的集聚地，爆炸式的人口增长继而引发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资源短缺、贫困失业等种种负面问题。经济学家哈蒙德把快速城市化导致的这一系列“城市病”称为“迈达斯灾祸”。本文认为，“城市病”是指在一国城市化尚未完全实现的阶段中，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市系统存在缺陷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人口膨胀。徐和平(2011)通过分析大城市形成的历史轨迹发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特大型城市强大的集聚效应势必导致人口聚集和膨胀。[1]然而，城市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服务水平无法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聚集而同步增长，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人口与城市资源承载力之间的不协调直接引起能源、交通、居住、治安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道路交通拥堵。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动脉。随着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城市交通系统供需结构发生改变，机动车等交通工具数量的快速增加使得城市道路负荷日益加重，道路拥堵、行车混乱、停车困难等问题不仅增加了居民出行的时间和成本，由于路况限制导致的车辆低速行驶与频繁停车更是直接增加了汽车的尾气排放，成为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污染源。

资源能源短缺。能源、资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城市是能源资源消耗的主体。我国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不足，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的短缺问题十分突出，全国90%以上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近年来，伴随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涌入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城市能源资源消耗进入更大强度的阶段，社会资源短缺带来的“城市病”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城市化发展难以避免的瓶颈。

生态环境恶化。城市作为经济发展中心，各类产业集聚地，在经济活动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城市污染问题。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使得城市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全国78%的河段不适宜做饮用水水源，50%地下水受到污染；1/3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雾霾现象；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垃圾围城现象严重……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转向现代健康危机，空气污染、噪音、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直接降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引发社会矛盾。

城市贫困问题。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受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限制，城市发展收益并非均等地被所有城市居民所分享，部分居民处于贫困或者失业状态。而城市土地存在绝对刚性，在大量人口与产业集聚的过程中，城市土地资源紧张，住房需求旺盛，由此引发了房价的飞涨，京沪10年内房价上涨幅度达到近400%，全国大中城市房屋售价涨幅远远高于同期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新增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影响民生的“城市病”重要表征之一。

社会矛盾凸显。快速城市化进程与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农民工问题与城市贫困问题，进一步导致了城市不同阶层之间矛盾的产生与激化。城市对农民工群体同时表现出的经济吸纳与身份排斥的双重态度，城市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配置受户籍制度影响而呈现的不公平状态，受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影响引发的农民工失业等种种现实问题，使得他们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及主人翁意识，甚至是对城市产生的排斥心理极易引发越轨行为。

中国的城市病问题受其特殊的发展历程与社会制度环境影响，不但具有发达国家城市问题的一般性特征，更存在其特殊性，城市中广泛而普遍的存在着投资热、圈地热、重复建设、形象工程、千城一面等“病症”。此外，“城市病”还体现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愈发冷漠疏离的人际关系[2]、人文系统中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燥郁、青少年问题及乞丐问题等非典型城市病[3]，而且越是城市化发达的地方，情况愈加明显。

二、“城市病”的原因分析

“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经济的增长与城市空间、生态环境之间匹配度失衡，它的产生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但也受到城市自身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的影响。

跨越式发展产生“时间压缩”效应。“城市病”是伴随城市化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历史表明，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城市病问题，它与城市化的生命周期密切相连，呈现一种倒“U”型的发展规律，在城市化率30%～50%的阶段初步显现，在城市化率50%～70%的阶段集中爆发。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历经百余年至20世纪中期才实现人口城市化。1950年以后，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人口向郊区迁移的郊区化现象，此后又针对旧城衰败进行改造，出现了再城市化。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城市问题采取相对应的手段解决。而我国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发展中实施的是赶超战略，1980—201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超过日韩成为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经济的高速度带来城市化的高速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间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浓缩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使得旧城改造、郊区化现象，以及再城市化现象等本来属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问题由于“时间压缩”效应同步显现，加上社会转型、体制等原因，导致各种“城市病”集中爆发。

城市发展理念与方式存在偏差。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一定程度下是受到地方政府唯GDP论的政绩观影响。城市建设忽略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片面追求城市建设速度，土地收入为主的地方财政结构直接导致城市过度投入于圈地投资与开发新城，城市产业的发展速度与城市地域面积拓展速度不成正比，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服务跟不上城市开发的脚步；部分城市为追求发展速度增加税收而忽视对引进产业污染程度的限制与要求，加剧了城市污染，影响了城市生活质量。与此同时，城市发展方式存在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情况。城市人口的膨胀式增长归根结底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社会资源配置不平衡，城乡预期收入的明显差异是农村劳动力过度向城市转移的直接诱因，教育医疗资源、文化娱乐设施等均倾向于向城市集中，更进一步增加了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有限的城市承载力与过度的城市人口集聚之间的不平衡无疑加剧了城市的各种病症。

城市规划建设缺乏科学性。城市的建设发展建立在科学有效的规划基础之上，然而我国在城市规划方面却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许多城市缺乏科学完善的城市规划建设体系，“先生产，后生活，边建设，边规划”的城市发展方针，导致其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反而影响了城市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尤其是针对道路交通及地下管网的设计明显缺乏长远的规划，对城市规模发展速度预估不足使得城市内外部之间道路设计呈瓶口状向城市中心收紧，在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指导下，城市功能分区使居住区与工作区分离形成单中心城市结构，潮汐式的通勤方式加大城市交通压力，迫使道路不断拓宽，重复性的道路施工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交通拥堵现象；城市地下管网建设亦是如此，规划预估容积不足，网络高负荷运作，部分设备设施老旧，使得城市对自然灾害抵御能力明显不足，管网破裂、城市内涝等事故极易发生。另一方面，城市规划执行力度不够，“一朝天子一朝臣”，各届政府各自为政，许多城市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缺乏连贯性与统一性，导致城市布局混乱，无序发展。

政府职能的缺位导致城市管理滞后。在城市化起步阶段，由于城市化速度慢，经历的时间长，形成了政府对城市的僵化管理模式，为城市病留下隐患；在现下城市化加速阶段，起步阶段的城市系统与功能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张的需要，以城市建设系统滞后为病因，以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为病征的城市病首当其冲地显现出来。然而受传统思维惯性约束，管理者面对许多新问题时，相较于创新管理手段，依靠市场机制提高政府服务质量，更加青睐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通过采取简单粗暴的管制约束方法，限制城市市民的服务需求，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病问题，反而激发了政府部门与居民之间的矛盾。

作者： 傅兆君 慕文珺 翟斌  来源： 《创新》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