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民工市民化对要素价格的影响。在农民工市民化引发的劳动力就业效应影响下，一方面城乡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差距将缩小；另一方面资本相对工资水平将下降，从而带动资本回报率上升，在资本积累效应的影响下实现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共同增长，形成了第二重红利。首先，农民工市民化缩小了城乡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实际工资持续上涨，而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显著下降。其中，农村农业劳动力实际工资上涨最明显，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实际工资下降最显著。如表4所示，2020年农村农业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上升10.80%，农村非农劳动力实际工资上升9.60%，农民工实际工资上升9.52%，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实际工资下降6.88%，城市熟练劳动力实际工资下降6.83%。城乡劳动力要素价格变动主要缘于农民工市民化后引发的城乡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农民工市民化初期，城市非熟练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较快，但有效需求变化并不明显；因此，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实际工资将大幅下降，在城市劳动力替代机制的影响下，城市熟练劳动力工资也有所下降。另外，农村三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农村非农劳动力和农民工)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农村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因而农村劳动力实际工资开始上涨。长期而言，这种效应虽将持续，但从2015年以后各类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变动幅度开始收窄并逐渐趋于稳定。此时，农村劳动力实际工资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且增幅较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降幅更为明显。若进一步考虑到就业人数，可以推断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将不断缩小，即实现了收入分配改善的红利。其次，政策冲击期内，资本回报率从2011年的0.28%上升至2015年的0.83%，投资增加，资本存量增多；在政策冲击期后，资本回报率缓慢下降，资本存量增速也逐步放缓。见图2。

表4  农民工市民化对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影响(相对基期的变化率：%)

图2  农民工市民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

数据来源：模型计算结果。

3.农民工市民化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动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推动了产业结构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红利。首先，农业产出略有下降，2020年降幅约为0.88%；其次，工业产出有较大程度增长，其中，制造业产出的长期增长效应最明显，其次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再次为建筑业和采矿业。在制造业中，短期内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业、耐火材料制造业和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业的增长较大，在2011年分别增长0.30%，0.25%和0.24%，但均在政策冲击期后出现增速下降。因此，工业中的行业产出增长长期内有所分化，玩具体育娱乐用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电子元器件制造业的长期增长幅度更明显，自2011年开始持续增长，到2020年分别增长2.65%，2.62%和2.42%。最后，服务业产出增长较之工业更为显著，长期增幅达到1.59%。短期内，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和保险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及信息传输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和旅游业，贸易、餐饮和住宿业的产出增长依次为0.18%、0.17%、0.16%、0.15%、0.13%和0.12%。长期来看，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及信息传输服务业，贸易、餐饮和住宿业产出在政策冲击期后增速减慢，房地产业，金融和保险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和旅游业的产出增速保持增长，尤其是房地产业，其增速在2020年达到2.41%，高于服务业总产出的增速。如果进一步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引发的需求偏好改变，内需拉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的增长幅度将更为可观。见表5所示。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效应。劳动力要素成本整体下降和农民工市民化带动的市场需求，提升了出口规模，促进了长期消费增长；通过前期投资增长效应、稳健消费增长效应以及长期出口增长效应实现了“时间换空间”的增长红利。具体而言，投资规模随着资本回报率的前期上升而出现快速增长，拉动2011—2016年的经济增长，并在2015年达到最高水平。出口规模则受到要素价格上升的影响，成本竞争优势相对有所下降，在保持增长的同时也在2011—2016年对GDP增速有所拖累，但之后又出现了明显的拉动效应。相比而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作用则更为稳健，2015—2020年的实际消费累计增长1.18%，对GDP的贡献率也不断上升，2020年达到了0.71%，体现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表5  农民工市民化的产业产出效应(相对基期的变化率：%)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实施，通过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和农民工的“替代效应”直接提升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规模，并通过不同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变动促进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向城市熟练劳动力的升级，从而实现整个就业市场的结构优化。在供给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动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推动了产业结构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在需求方面，长期消费增长和劳动力要素成本整体下降，共同提升了出口规模，进而稳步推动经济增长。2011— 2016年，由政策冲击引起的GDP增长率从0.14%上升至1.21%，年均增速达到43%;长期来看，经济增速逐步放缓，GDP增长率由2017年的1.16%下降至2020年的1.03%。从社会福利变化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福利也在不断改善；以实际GNP衡量的社会福利呈现先快后慢的持续增长趋势，2020年由政策冲击引起的实际GNP增长0.99%。在农民工市民化冲击下，实际GDP增速一直高于有效劳动力投入的增速，两者的增速差距也越来越明显，2020年实际GDP增速与有效劳动力投入的增速差距达到最大，约为0.83%。随着红利的长期累积，农民工市民化对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将更为显著和可持续。见图3。

图3  农民工市民化对GDP的影响(支出法GDP)

五、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的动态CGE模型，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职业依赖”特征，在多元劳动力转移矩阵中引入农民工和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机制，构建了符合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劳动力转移矩阵；通过更新模型的历史和预测基线，调整弹性参数，设置分阶段农民工市民化场景，模拟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第一，农民工市民化能扩大就业总规模和优化就业结构。从总量上看，农民工市民化能促进全社会的就业，尤其是吸纳农民工和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行业就业。从结构上看，农民工市民化中户籍改革、相对工资变动和政策优惠使得城市劳动力就业增长和农村劳动力就业下降，且城市劳动力增加的绝对值高于农村劳动力减少的绝对值，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我国城市的隐形失业，为城市产业部门提供更为稳定和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当然，也不能忽视农民工市民化导致的农业产出下降，需要考虑农村土地转让与农村生产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的有机结合，鼓励家庭农场，保障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同时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第二，农民工市民化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城市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目前，我国城乡工资水平差距的绝对值虽然还比较大，但是农村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增加的绝对值高于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减少的绝对值，因此，城乡工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这一方面改善了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状况；另一方面也会带动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促进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出增长，尤其是促进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服务品的房地产业、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卫生事业、教育事业以及金融和保险业等产业的产出增长。第三，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了国内消费增长，并稳步提升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向国内产品倾斜促进了内需的扩大。在劳动力要素成本整体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出口规模，从而带动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如果进一步考虑农民工市民化所带来的动态特征，全方位模拟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措施，那么农民工市民化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将更加明显，也能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将提供更多有益的参考。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注释：

①Lewis(1954)指出城乡二元经济体系中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缩小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直至达到刘易斯拐点，从而实现城乡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此时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同步转变为城市市民。

②由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农民工总量增长并未带来等量的城镇化率提高。2001— 2013年我国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由0.84亿增至2.69亿，12年间增长了近3倍，而期间我国城镇化率仅从37.66%提高至53.73%，增长不足2倍，且户籍城镇化水平远远低于人口城镇化水平。

③参见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的《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该调查指出农民工“移民化”倾向日益显现，流动就业农民工的稳定性特征正逐步显现并不断强化，就业形势日趋稳定，流动“家庭化”和居住的稳定性趋势日益明显，在流入地居住趋于长期化。

④参见《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民工供给态势与“十二五”时期走向》，《改革》，2010年第9期。

⑤参见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工人日报》，2010-06-21。

⑥其他服务业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业、科学研究事业、地质勘探业、水利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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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琦(1987—)，女，湖北武汉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肖皓(1983—)，男，江西安福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赖明勇(1965—)，男，江西吉安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吴琦 肖皓 赖明勇  来源： 《财经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