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并考虑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职业依赖”特征，在多元劳动力转移矩阵中引入了农民工和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设置了分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模拟场景，运用实际与拟合数据评估其动态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和农民工“替代效应”引致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变化，直接改善了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并通过不同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变动促进了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的升级，实现了整个就业市场的结构优化；在供给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动了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在需求方面，国民收入的改善促进了长期消费增长，而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整体下降则提升了出口规模。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长期的红利。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红利效应，经济增长

一、引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必然产物。①但是，我国从1958年开始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了我国城乡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的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形成了以“农民—市民—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移民”的三元社会结构，户籍城镇化水平远远低于人口城镇化水平。②随着农民工总量的增长，流动就业农民工的“移民化”与“回流化”的分层特征也逐步显现。③为了提高潜在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水平，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城镇化制度创新，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益。其后，“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稳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党的十八大报告和2013年的中央经济会议更进一步指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建立完善的积分落户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自此，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开端的农民工市民化正式进入政策实施层面。

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刘传江和程建林，2009；蔡昉，2013)，对其经济效应的研究可追溯至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的探讨由来已久，但存在一定争议。按照研究视角不同，可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能有效促进劳动力转移(李培林和李炜，2010；贺京同等，2014)，而孙文凯等(2011)的研究则发现短期内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流动没有显著影响。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对本地和外地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可能呈现不同效应(杜鑫，2011；宋锦和李实，2013a、2013b)。三是户籍制度改革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余向华和陈雪娟，2012；郭震，2013)，但这可能需要建立在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降低农民工迁移成本的基础上(张伟进等，2014)。四是户籍制度改革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存在差异(Bosker等2012；邹一南和李爱民，2013)。这些研究结论虽存在差异，但都证实了户籍制度改革会通过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变化而对城乡收入差距、投资和城市化等多方面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然而，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涉及劳动力转移的户籍转变，还会引起劳动力供给市场结构的变化(Poncet，2006；Bao等，2011)，并进一步引发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产出结构的变化，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因此，近年来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证研究大多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的框架下展开，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贾伟和辛贤(2010)、胡秋阳(2012)等。但是，这些研究在模型构建和应用中忽视了农民工市民化在分割劳动力市场下的转移偏好对劳动力转移矩阵的动态影响和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影响。由于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仍存在一级和次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郭继强，2005)，农民工市民化存在明显的“职业依赖”特征。农民工市民化后，只能先在城镇次级劳动力市场成为城市非熟练劳动力，而后再通过城市劳动力转移矩阵机制进行转移。因此，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的这一特征体现在农民工和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转移机制中加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CHINAGEM模型是根据中国2002年SAM表为基础构建的动态CGE模型，在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有较多的应用(Mai等，2009；彭秀健等，2013)。考虑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职业依赖”特征，本文在CHINAGEM模型的基础上修正农民工无法向城市非熟练劳动力转移的机制，按照每年最低市民化数量设置农民工成为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转化系数，以刻画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对中国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转移矩阵的影响。同时，本文根据2001— 2010年实际的宏观经济数据重新拟合模型的历史基线，并根据2011—2020年实际和预测数据更新预测基线，通过微观数据校准劳动力替代弹性等参数，实现对CHINAGEM模型基线和参数的更新，以评估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劳动力市场调整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效应。

二、模型设置

本文的基础模型是CHINAGEM模型，根据Dixon等(1982)以及Dixon和Rimmer(2002)的建模思想，假设产品和要素市场满足完全竞争条件，立足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两大核心假设，设置多层嵌套生产函数来实现一般均衡的求解。模型采用自上而下求解法，一方面，以不变替代弹性函数(CES)将城市各类型劳动力和农村各类型劳动力复合成城乡复合劳动力，再以CES函数将城乡复合劳动力与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形成复合要素投入，然后通过Leontief函数与其他中间投入品组合，形成企业生产的产品；另一方面，根据效用最大化目标、以扩展的线性支出函数(ELES)决定消费行为，从而求出137个产业部门、3种生产投入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和6个经济主体(生产、投资、家庭、政府、国外和库存)的一般均衡结果。

(一)多元劳动力要素的生产嵌套。模型的关键生产方程表示如下：

QX=min(AiQNDi，AiQVAi)    (1)

其中，Q表示产量，VA表示增加值，ND表示中间投入，FL表示复合劳动力要素，FK表示资本要素，FLN表示土地要素；因此，QX、QVA、QND、QFL、QFK和QFLN分别表示总产出、复合生产要素增加值总投入、中间产品总投入、复合劳动力总投入、资本总投入和土地总投入。A为规模参数，ρi为CES替代弹性，αi为分配参数。式(1)表示总产出是所有中间投入的Leontief函数；式(2)表示总产出也是“劳动-资本-土地”合成商品的CES函数。

在成本最小化假设下，各部门通过求解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出模型中各部门最优的城乡复合劳动力与资本和土地的需求。由于城乡复合劳动力是通过户籍(城-乡)、职业(农业-非农业)和技能(低技能-高技能)三大因素复合而成的，因此模型中的多元劳动力供给可细分为五大类：农村农业劳动力(RAG)、农村非农劳动力(RNAG)、农民工(RUE)、城市非熟练劳动力(UUSE)和城市熟练劳动力(USE)。与上述CES嵌套类似，在成本最小化假设下，通过构建Lagrangian方程并进行一阶微分，可以得出五类劳动力的需求函数。其中，城市和农村复合劳动力的需求函数为：

其中，，FLU表示城镇复合劳动力，FLR表示农村复合劳动力。

在得到城市复合劳动力和农村复合劳动力需求的基础上，按照技能水平差异，根据最优化条件，可进一步得到农村农业劳动力、农村非农劳动力和农民工的需求函数分别为：

其中，，FLRAG表示农村农业劳动力，FLRNAG表示农村非农劳动力，FLRUE表示农民工。

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和城市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函数分别为：

其中，，FLUSE表示城市熟练劳动力，FLUUSE表示城市非熟练劳动力。

最后，就可以计算出各部门对各类型劳动力的需求。变量Lid表示部门i对l类型劳动力的需求，各部门的工资为W，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λ，σilfr和σilfu分别表示所对应的劳动力替代弹性。因此，各部门对各类型劳动力的需求方程为：

其中，式(10)和式(11)意味着各部门对农村各类型劳动力和城市各类型劳动力的需求是由各类型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工资水平和各类型劳动力共同决定。

(二)考虑农民工市民化“职业依赖”特征的多元劳动力供给模块。假定每年年初劳动力市场存量是由去年年末劳动力供给量和年初新增劳动力构成，即t年年初的劳动力总供给包括非新增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其中前者来自于t-1年年末各类型劳动力在各行业的供给量(含失业量)，新增劳动力为外生给定。与一般的CET形式的劳动力供给模型类似，劳动力总供给也是通过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函数来求解。各类型劳动力的社会总供给为：

因此，在收益最大化目标下，劳动力供给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WROLRO+WUKLUK

    (13)

其中，LRO为农村O类型劳动力供给，LUK为城市K类型劳动力供给，RO∈{RAG，RNAG，RUE，RAGU，RUU，NRUR}，UK∈{UUSE，USE，NURB，UU}，NRUR为农村新增劳动力，RAGU为农业失业劳动力，RUU为农民工失业劳动力，NURB为城市新增劳动力，UU是指城镇失业劳动力。FLS表示各类型劳动力的社会总供给，WRO和WUK分别表示农村各类型劳动力和城市各类型劳动力的预期工资，∂O、βO、∂K和βK分别表示所对应的CET份额参数。式(12)和式(13)意味着在工资和劳动力供给量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收益最大化。

在总供给满足劳动收益最大化条件下，各类型劳动力在户籍约束下根据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进行转移，从而确定各部门劳动力供给量。CHINAGEM模型假定，在户籍约束下，具有农村户籍的非新增劳动力类型的供给意愿仅能在农业、农村非农和农民工三者中相互转换，城市非新增户籍的供给意愿只能在城市非熟练和熟练劳动力中转换；城市新增劳动力不会到农村就业，农村新增劳动力可以在农村和城市就业。因此，在t年年初，农民工的总供给量只能由t-1年年末的农村所有劳动力和t年年初农村新增的劳动力提供，也即：

其中，ROO∈{RAG，RNAG}，OO∈{RAG，RNAG，RUE，UUSE，USE}；Ls表示各类型劳动力的总量，Wpt是各类型劳动力的预期平均实际税后工资，SACKRUE是农民工的离职和解雇率；ε和κ表示各类型劳动力由非工资因素(如户籍制度)引致的就业；η是描述预期的劳动力在行业间转移的难易程度的变量，η＞0。式(14)表示每年农民工的供给量由农村户籍所有类型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所引发的劳动力转移量和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数量(退休和失业)决定。其中，等号右边第一项表示t-1年年末的除农民工以外的农村非新增劳动力根据相对工资差异转移为农民工的数量，右边第二项表示t-1年年末仍留在农民工类型中的劳动力转移数量，右边第三项表示t年年初农村新增劳动力转移为农民工的数量。

为了能够反映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影响，本文设置如下影响机制。在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实施之前，仍按照原模型的假设，农民工作为农村劳动力不能流动到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类型中。此时，城市非熟练劳动力转移量为：

其中，UOO∈{UUSE，USE}。式(15)表示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实施前，城市非熟练劳动力转移量由城市所有类型劳动力因相对工资而引发的劳动力转移量、城市熟练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数量(退休和失业)和城市与农村新增劳动力在相对工资水平上的转移量共同决定。其中，等式右边第一项表示t-1年年末的城市熟练劳动力根据相对工资差异转移到城镇非熟练劳动力类型中的劳动力数量，第二项表示t-1年年末仍留在城镇非熟练劳动力类型中的劳动力转移数量，第三项表示t年年初的城镇新增劳动力转移为城镇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第四项表示t年年初的农村新增劳动力转移为城镇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

在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实施之后，每年均会有部分农民工的户籍由农村转为城镇。然而，市民化后的农民工只能先在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竞争，而后才能进入城市一级劳动力市场。因此，在式(15)的基础上考虑年初农民工存量能够根据相对工资水平变动而转移成城镇非熟练劳动力，并根据本文关于农民工模拟场景的设置依据，假定t-1年年末的农民工能够按照市民化政策的最低比例成为t年年初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供给，也即：

其中，UROO∈{RAG，RNAG，RUE，UUSE}，ξRUE,UUSE是t一1年年末的农民工总量中能够在t年年初转移为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在政策冲击前，ξRUE,UUSE=0，在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冲击下，ξRUE，UUSE=0.03。式(16)表示在市民化政策实施后，城市非熟练劳动力转移量由城市所有类型劳动力和部分农民工根据相对工资变动所引发的劳动力转移量、城市熟练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数量(退休和失业)和城市与农村新增劳动力在相对工资水平上的转移量共同决定。其中，等式右边第一项表示t-1年年末城市熟练劳动力根据相对工资差异转移为城镇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第二项表示t-1年年末仍留在城镇非熟练劳动力类型中的劳动力转移数量，第三项表示t年年初城镇新增劳动力转移为城镇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第四项表示t-1年年末农民工根据相对工资差异转移为城镇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第五项表示t年年初农村新增劳动力转移为城镇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

(三)各市场的出清。在劳动力供给方程和需求方程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市民化通过直接影响农村和城市的各类型劳动力供给量，继而在各类型劳动力相对工资变动基础上影响劳动力市场就业，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出清；劳动力价格变动引发资本回报率变动，在投资决定机制和资本积累的跨期约束机制下，复合生产要素增加值价格将发生变化；在中间投入品和复合生产要素的CES嵌套机制下，产出价格和数量也将变动；产出品价格和进口品价格的变动使得复合供给品价格变动，进而影响消费价格、出口价格和中间投入品价格，最终引致消费、出口和固定资本投资的变动。因此，模型在自上而下的多层嵌套生产函数下，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实现各个市场出清，经济达到新的均衡。

作者：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吴琦 肖皓 赖明勇  来源： 《财经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