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17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城镇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还存在主体认识不足、公共理念缺失和自生能力欠缺等问题。实现人的现代化，自主发展是关键，素质更新必不可少，普及教育是保证。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现代化，自主发展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的公共文化研究与实践反思》(项目编号：16JK1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结果。新型城镇化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拓宽内需源泉的最佳途径，也是释放改革成果的最大“红利”。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到，中国的城镇化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两大课题之一。[1]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论原理，城镇化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势必对社会其它领域、其它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旦社会在某个历史时期、某个领域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就必然渗透到其他领域，导致其他方面现代化过程的变革。在这些因素当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人，人是城镇化的主体，人既是城镇化进程的参与者，又是城镇化进程的设计者。

一、城镇化是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永恒的追求目标，这个目标也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前提和条件。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在《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一书中鲜明地指出，城镇化的第一目标或核心任务是实现农民、农民工的城镇化，使农民、农民工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化”人，即把乡下人化成“城里人”，城镇化通过破除城乡长期存在的二元分割结构，给农民提供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和可能。

发展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前提。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社会历史活动就是主体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展开，主体是历史活动的发起者、见证者和实施者，在特定阶段扮演重要角色。主体发展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或者说是城镇化的动力之源。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人的发展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从经济发展角度研究人的发展的科学总结，是对旧的发展观的摒弃和对现代文明的自我追求，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标志着人的生存方式由农村走向城镇、村组走向社区、单一走向复杂、固定走向流动、封闭走向开放。发展方式革命性变革，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能力适应城镇化的进程发展，才能充分利用新的资源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空间。前车之鉴反复表明，城镇化的灵魂在于促进人的发展，否则很可能陷入短视化的窠臼之中，并带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素质现代化：城镇化的动力。城镇化不仅仅是居住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现代化的进化过程，而是始终与主体的素质、能力、精神等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过程。陈立林先生提出：“人的现代化有三个角度的全局现代化，如果从人的自然属性角度，人的现代化体现在人的生产方式；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人的现代化就体现在人的社会关系上；从人的精神层面角度，其体现为人的素质现代化。”[3]代化对人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当人的思想观念、思维逻辑、社会理念与现代化同步发展甚至是超越的时候，人的自身素质就能获得全方位的提升，他的行为表现与现代社会相契合，他在城镇化过程中会得到协调一致发展。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明，主体的综合素质越高，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就越能够自觉、自在、主动地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适应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城镇化的各项预期目标也就有可能更好、更容易地得到实现。

人的现代化：城镇化的目的。城镇化谋求实现人的现代化，塑造新型独立人格。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改变是人类实践的结果，改变环境与变革自身具有一致性。城镇化过程是这种一致性的反映，环境为人的发展提供更高的可能，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最终的归宿和目的。因为，受城镇化建设影响的主体与改变、创造新环境的主体是同一主体，都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精神面貌、自身能力等满足或超越城镇化发展的要求，便会引领和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发展。

二、城镇化过程中人的现代化的困境

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在其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东》中，探讨了现代化的进程，其研究表明现代化主要是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以及自我适应变迁的准备，人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在人格系统上有所调整，必须要有心灵的流动及移情能力。[5]众所周知，GDP增长并不等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推进人的素质提高。城镇化并不能自动推进人的现代化，物质丰富只为精神充实提供了可能。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历和我国实施的情况看，城镇化中人的发展现代化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主体认识不足。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思想和伦理观念经过延续和渗透，至今在广大农村根深蒂固，是导致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的历史根源。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曾指出，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成果是人的主体性得到发挥，主体意识空前高涨，人的潜能空前释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个人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能。但是在广大农村，这种影响很有限，除了那些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依靠自身努力提前步入城市的先行者之外，现在进城的农民更多是城镇化政策的被动受益者，享受国家的红利，对政府抱以很高的期望，认为这些事情政府都会安排好的，坐享其成就可以，进城之后发现差距很大，原来一切都要靠自己。因此，发挥自身的潜力，发挥主体性对城镇化的农民来说至关重要。

公共理念缺失。美国学者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选择与团体理论》一书中反思了公共产品的生产分配与团体理论的关系，认为个人理性走向集体无理性的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倾向。[6]在实际生活中，农民群体的非理性和搭便车倾向表现更为明显。很多农村长期依靠“能人”治村、善心捐助促进公共事务发展，否则便会导致长期发展滞后。农民考虑问题只从自身角度出发，以自我利益为主，以满足自己为原则。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这种倾向进一步加剧，原来功能单一的村组集体经济组织逐步弱化，农民成为一个个分散的个体，一般没有利益不会参与集体事宜，对于牵扯到村组长远发展的事情，大都抱着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漠不关心，始终把自己作为集体公共事务的旁观者和局外人。即便偶尔参与村里的事务，也大多因其和自己的利益相关。

自身能力欠缺。中国农民主要依赖土地、依托村组生存，倾向于“单打独斗”“小打小闹”，或者根据乡镇的要求从事种植养殖生产，形成了固化的经验和惯例，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现在要从既定的区域、有依赖的生存方式变为竞争的生存方式，从传统依赖血缘、亲缘、宗族为主，改变为依赖能力为主，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因此，必须改变“等、靠、要”的思想，主动出击，努力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寻找新的生计出路。现代化城镇化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特殊的自生能力训练的过程。

三、出路与选择

城镇化促使人的个性进一步得到张扬，主体性水平全面提高，个人独特性增加和丰富。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得到全面发展，个性的模式化、同步化、标准化被消除，个性的单调化、定型化被打破，每个人都追求并保持着独特的人格、理想、社会形象和能力体系，显现着自己独特的存在，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差异性，[7]即个人的唯一性、不可重复性、不可取代性，社会因此而充满生机和活力。

自主发展是关键。自主发展就是摆脱依赖性，人成为自主发展的主体，自己设计未来趋向，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发挥是自主发展的前提。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每个主体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条件确定自我发展的目标，充分认识自身潜在的发展优势，寻找设计适合自己最佳的发展方略，掌握合理发展策略，为自己发展争取、改善乃至创造条件。只有主体意识被激发出来，才能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自主性、自觉性、创造性，主动参与发展，而不是游离于发展之外。

素质更新必不可少。英格尔斯指出：“无论一个国家，引入了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使之付诸实施的那些个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真正能顺应和推动现代经济制度和政治管理的健全发展，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徒有虚名。”[8]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模仿”和“盲从”成为很多农民的行事法则。农民的思想道德、科技文化观念等都需要更新，核心是确立市场观念。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化”是带动传统文化走向更合理化存在的有效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现代文化内涵中的科学、知识、哲学、法律是实现转型的保证。[9]只有在日常行为当中按照现代化方式行动，人的素质更新才落到实处。

普及教育是保证。很难想象，一个较少接受教育、文化和科技知识相对匮乏的人会具备作为现代化的人所需要的创新意识等素质。教育被认为是“推动现代化文明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它与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为了更好更快地促进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必不可少。根据农民的特点，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通过网络培训、社区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普及市民文明礼仪、法律法规、健康保健知识以及提高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修养，使他们尽快掌握一种或多种技能；通过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提升新市民的整体素质和科技文化素养，使他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总之，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更是一个复杂体系。在这些因素当中，政府是城镇化进程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政府首先要现代化，以确保对城镇化的判断决策能力，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的现代化，确保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入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阶段。

注释：

[1]转引自李强等：《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3]陈立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现代化刍议》，《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5]管爱国：《率先现代化的昆山之路》，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6页。

[6]陶国根：《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的公共资源管理困境》，《长江论坛》2011年第2期。

[7]吴向东：《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

[8]【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页。

[9]张春梅：《现代化现代性文化转型——对“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理性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作者简介：高宏星，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思想政治理论部讲师。

作者： 高宏星  来源： 《理论视野》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