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变化不明显
根据计算出来的各省域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数，以综合水平指数的全国平均值，以及±0.5标准差确定临界值进行分类，可以将全国31个省域分为4个等级即：高水平（Ⅰ）、较高水平（Ⅱ）、中等水平（Ⅲ）、低水平（Ⅳ），分别对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数进行分类，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5年Ⅰ类省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共7个；Ⅱ类省域集中在京津周围，包括河北、辽宁和河南3个；Ⅲ类省域共计12个，其中中部地区5个，东北地区2个，东部沿海1个，西部地区4个；Ⅳ类省域共计9个，除海南外全部在西部地区。2010年各个类型的省域变化不大，只有甘肃由2005年的Ⅲ类变为Ⅳ类。2014年Ⅰ类省域依然没有发生变化，但Ⅱ类省域只有河北和福建，福建由2005年、2010的Ⅲ类变为Ⅱ类，辽宁和河南则变为Ⅲ类；吉林和内蒙古则由2005年、2010年的Ⅲ类变为Ⅳ类。因此，从整体上看，较高水平以上的省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等水平以下省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梯度差异十分明显，东北地区3个省域的变化比较大。
3 中国城镇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因素
3.1 面板数据的检验
为了验证面板数据的平稳性和消除伪回归，有必要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单位根及协整检验[23]。采用常用的LLC，IPS，ADF和PP检验方法，影响因素是不平稳的，因此对不平稳的因素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检验。所有影响因素单位根检验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因素一阶差分平稳。由于因素存在一阶单整，需要检验因素是否存在协整。由于本研究的影响因素为9个，将其分为3组，分别采用Pedroin协整方法。由于样本只有31个，Panel ADF和Group ADF统计量的检验效果相对更好，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认为因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限于篇幅所限，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的结果表略。
3.2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结果分析
如前所述，我们选择了线性方程，这种效应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来分析，经过比较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计算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①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综合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其影响程度最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综合水平提高0.0396个百分点，这也表明经济增长是推动城镇化综合水平提高的内因；②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综合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第二产业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综合水平提高0.0099个百分点，这也表明，现阶段加快第二产业的发展有助于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有助于推动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综合水平提高0.0171个百分点，略微高于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因此现阶段仍要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这样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实现人口的城镇化提供强大的后盾；③政府干预对城镇化综合水平也有显著的影响，说明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公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综合水平仅增加0.0052个百分点，说明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政府干预政策要有主导为主变为引导为主，依据市场力量引导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健康推进；④交通条件对城镇化综合水平有重要影响，路网密度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综合水平相应增加0.0128个百分点，仅次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比重的贡献率，说明改善交通条件可以显著推进城镇化进程；⑤经济全球化对城镇化综合水平也有显著的影响，人均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综合水平相应提高0.00094个百分点，影响程度相对较低；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综合水平提高有负向影响，这与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11、19、23]，这一结论和我们直观感觉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入，因此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偏高，但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提高幅度较慢；而东部地区虽然城镇化综合水平较高，但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幅度较小，因此并未呈现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综合水平同步提高的局面；⑦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综合水平有负向影响，事实上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对降低会通过各种渠道阻碍市民化的进程，大大降低了农民进城的意愿，因此应加大对农业的补贴与农民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农民的资产性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⑧虽然区域创新投入对城镇化综合水平也有显著影响，但系数值偏低，科技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化综合水平相应提高0.00015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还不完善，对城镇化综合水平的带动能力有限。
4 结论
城镇化综合水平的测度研究由来已久，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城镇化综合水平测度指标包含的信息丰富、全面和完整，体现了人口、经济、社会和土地等方面的特征，比单纯的人口指标更能全面反映城镇化进程，体现了城镇化内涵的综合性。本文对我国省域城镇化综合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对城镇化路径的选择和城镇化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10年中国省域城镇化综合水平整体上呈提高趋势，但提高的幅度不大。空间自相关系数显示，省域城镇化空间布局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中国省域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变动不大，呈现出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的梯度空间差异。
中国省域城镇化综合水平区域差异明显高于人口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变化趋势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与人口城镇化变化趋势明显不同，下降幅度明显低于人口城镇化变化幅度。从区域差异的内部构成看，经济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差异的贡献率最大，并且均呈上升趋势，而土地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不仅贡献率小而且呈下降趋势，说明经济城镇化的空间差异深刻影响着我国城镇化综合水平的差异，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仍是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根本。
中国省域城镇化综合水平提高的动力呈多元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交通条件、政府干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创新对城镇化综合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尤其是经济发展、交通条件和第三产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城镇化综合水平的提高，因此要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城乡永久迁徙的障碍，同时要尊重农民的意愿，稳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固定资产投入虽然在统计意义上对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推动不明显，但通过提高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城镇地区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和接纳能力，从根本上提高城镇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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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兆德（1965-），男，山东蓬莱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
作者：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刘兆德 刘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 刘振明 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孔祥飞 来源： 《城市发展研究》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