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职业流动和职业内工资同化的双重视角动态研究了迁移时间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利用CHIPS2007城镇住户和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扩展的明瑟方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显示：从职业间来看，农民工无法通过延长迁移时间来实现从低收入职业向高收入职业的流动；从职业内来看，在高收入职业内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不存在显著的工资差距，在低收入职业内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存在显著的初始工资差距且无法通过延长迁移时间实现工资同化。培训和社会关系对职业流动没有影响，但能显著加快职业内工资同化速度。本文的研究表明，由于95%的农民工从事低收入职业且其职业固化现象严重，因而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融入城镇地区。
关键词：农民工，收入差距，职业流动，工资同化，迁移时间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动力面临调整。新型城镇化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倡通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因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来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只有在真正意义上融入城市，才能为城市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在以往的城镇化建设体系下，政府更关心的是土地的城镇化，仅为乡—城流动人口的迁移扫除了最为基础性的流动障碍，而在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层面上并未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导致农民工在城镇地区受到排斥。因此，在没有充分的制度保障前提下，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具体地，从经济社会地位层面来看，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大多从事工作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和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农民工不但很难进入津贴和福利较好的工作单位，甚至连基本的劳动权力保障都存在空缺，即使他们和城镇职工从事相同的职业，也面临着同工不同酬的歧视。
基于上述背景，很多学者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上，基于横截面数据静态地研究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及产生差距的原因。但事实上，融入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可随农民工迁移时间的变化而动态调整。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政府对农民工的制度性保障缺失的背景下，农民工能否通过其自身的努力，通过延长在城镇务工的时间，积累与城镇地区相适应的工作经验从而融入到城镇地区呢？如果能，需要多长时间？如果不能，哪些方面的改进能促进其融入？本文将重点考察迁移时间所带来的动态效应。尤其关注，职业作为一种重要的“报酬机制”，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地位重要的“标识”，在决定农民工是否能够在经济社会地位层面融入城镇起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1]。
二、文献综述
以往的学者们从经济社会地位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主要落脚点集中在探讨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及差距产生的根源上，极少从动态的角度探讨延长迁移时间对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事实上，当我们在探究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时，最终的落脚点应是在逐步缩小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差距上。因为在理论上，随着农民工在城镇地区务工的时间增加，其会逐步积累与城镇地区相适应的工作经验，从而逐渐缩小与城镇职工的差距，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城市融入。
国际上关于移民融入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从研究的样本来看，基本都是针对跨国移民；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多是从经济同化角度出发研究移民的融入问题，此方面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Chiswick[2]，他认为移民在迁移之初，由于对迁移地劳动力市场不熟悉，很难将在本国获得的人力资本迅速转化为迁移地劳动力市场上所需的职业技能，这导致移民与当地居民存在显著的初始工资差距。然而，随着移民时间的持续增加，在迁移之后参加的相关培训并积累与迁移地相适应的工作经验，均有助于移民将之前的人力资本转化为迁移地劳动力市场上所需要的技能，进而获得与本地居民相同的收入。他使用美国197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移民的初始工资收入较低，但是他们能在迁移后的10—15年内快速地追赶上本地居民。之后许多关于美国1950年移民潮的研究尽管考虑的角度或使用的数据与Chiswick[2]有所差别，但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3]-[6]。
虽然国外对移民融入问题的研究框架已架构完整，但其研究对象大多是跨国(地区)移民，很少有针对一国内部移民融入的研究，尤其鲜有以中国这样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居民大规模向城镇迁移为背景而展开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在旧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融入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以及差距产生的根源上。但是，他们仅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研究，忽略了农民工迁移时间所带来的经验积累对城镇融入造成的积极效应。学者们认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地区后很难获得城镇户籍，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了职业隔离和工资歧视[1-7-8-9-10]。王美艳[11]指出，总体来看，城镇职工平均小时工资比农民工高出40.74%，该差异中的59%来自就业岗位间的工资差异，剩余的41%来自就业岗位内的工资差异。赵海涛[12]利用CHIPS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存在职业隔离，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所导致的工资差异在总差异中所占比重仅为11.22%，工资差异主要是由人力资本的特征差异造成的。吴晓刚和张卓妮[1]认为职业作为一种重要的“报酬机制”，在决定农民工是否能够在经济层面融入城镇起到了关键性的“中介”作用。他们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人们通常观测到的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主要归因于以户口为基础的职业隔离，但他们并没有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职业隔离是否能随着迁移时间的增加而逐渐消除。
近期，一些学者开始从工资动态同化的角度来探讨旧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入问题。但是，他们仅从整体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的工资同化问题，忽略了职业作为经济社会地位重要的“标识”，在农民工城镇融入中重要的“中介”作用。谢桂华[13]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属性的劳动力的社会融入情况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入是一种有差别的融入，即外来非农户籍的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不存在融入障碍。外来农民工虽然在流动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期后，其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将追上本地劳动力的收入，而低技能者的收入劣势无法改变。陈珣和徐舒[14]的研究则主要侧重于整体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动态同化的情况，他们基于CHIPS2007数据库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镇地区每多待一年，其相对工资将增加1.40%，具有不同初始工资水平的农民工需要经过10—58年才能达到与城镇职工相同的工资水平。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到各个职业内进一步探讨不同职业内农民工工资动态同化的情况，很可能存在的情形是整体的工资同化会掩盖在某些职业内农民工工资无法同化的事实。
已有关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差距及工资同化的文献，为我们研究旧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通过延长迁移时间、积累非农工作经验来融入城市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思考和借鉴。由此启发我们在将职业作为“中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迁移时间的效应，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具体来说，农民工可以通过如下两个途径来缩小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第一，通过持续地在一个职业里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和更为熟练的工作技能来获取更高的工资水平。第二，通过不断获得更高水平的劳动技能来攀爬职业阶梯。基于此考虑，本文从职业角度切入，利用扩展的明瑟方程并基于CHIPS2007的城镇住户和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别从职业流动和职业内工资同化两个角度展开实证研究。一方面，从职业流动的角度来考虑，农民工进城后，能否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消除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隔离；另一方面，从职业内的角度来考虑，考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职业内农民工工资是否能实现与城镇职工工资的同化。
三、模型的设定
本文主要从职业流动和职业内工资同化的动态视角来研究农民工的融入问题。为此，我们将建立两个不同的基准模型来对农民工的融入情况进行刻画。基于Chiswick[2]的分析框架，先采用职业得分①的方法，对所研究的样本赋予职业得分，刻画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情况；随后采用小时工资来衡量收入水平，从职业内的角度探讨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同化情况。
(一)职业流动方程本文使用职业流动方程来刻画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情况，具体形式如模型(1)所示：
其中，lnscore为职业得分的对数；M为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虚拟变量，M=1代表农民工，指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具有农业户籍的人，M=0代表城镇职工，指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城镇户籍的人；Year为农民工迁移的持续时间；E为工作经验；Edu_levelj(j=1，2，3，4)分别代表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的学历；Cohortm(m=1，2，3)分别代表农民工2000年以后、1990—1999年间以及1990年之前进城的虚拟变量。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工进城时间跨度较大(1—30年)，在此期间内，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劳动力市场经历了数次重要变动，从而导致在不同时间段内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的自身素质存在显著差别[5]。因此，本文对农民工的进城时间段进行了控制。②X代表一系列影响职业得分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家中学龄前儿童数量、家中在校生数量、所从事的行业与所在的城市等；ε代表残差项。在模型(1)中，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职业得分差距可以表述为：
其中，D_score是一个离散的随机变量，代表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职业得分差距；Z代表其他控制变量。假设有M类职业，则：
其中，P(R∈Ok｜Z)表示在给定个体特征Z的情况下，个体R从事第k类职业的概率。由于在同一职业内，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职业得分相同，因此，职业得分差距主要来源于在给定个体特征Z的情况下，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从事各职业的概率分布的差别。若职业得分差距小于零，则说明在个体特征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具有更大的概率从事职业得分较低的行业，农民工面临着进入高收入职业的障碍。当农民工迁移的持续时间为零时，职业得分差距为α1，因此，α1测度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初始职业得分差距。这种差距可能源于如下三种原因：第一，农民工在进城前的劳动技能无法转化为进城后的劳动生产力。第二，农民工对城镇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熟悉，无法找到与之能力相匹配的工作。第三，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户籍歧视等。当职业得分差距为零时，农民工能完全消除与城镇职工的职业得分差距。因此，模型(1)能检验随着迁移时间的增加，农民工能否消除进入高收入职业的障碍。
(二)职业内工资同化方程
从职业内的角度考虑，即使处于同一职业内，农民工与具有相同特征的城镇职工相比，其工资收入仍相对较低，本文将使用模型(2)来比较不同职业内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小时工资同化情况：
其中，lnwage表示小时工资收入的对数。与模型(1)中lnscore不同的是，lnwage是一个连续的随机变量。我们分职业建立农民工的工资动态同化方程，深入考虑各职业内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及其动态同化情况。在某一具体职业内，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收入差距为：
其中，D_lnwage表示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收入差距。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在给定个体特征Z下的平均小时工资差距。α1测度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初始工资差距，当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收入差距为零时，农民工能消除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
四、数据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HIPS2007的城镇住户和流动人口调查数据。CHIPS2007的调查范围覆盖全国9个省市，主要集中在农民工流入和流出最大的几个省份和相应的城市，包括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和四川。CHIPS2007中的城镇住户调查是由国家统计局执行，而流动人口的调查则由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对CHIPS2007调查数据集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将样本限制在16—65岁并有工作的劳动者中，删除了城镇职工和农民工中从事和农业相关的职业样本。第二，仅保留了流动人口中具有本地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的样本，城镇职工中具有城市户籍的样本。第三，排除了个别移民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农民工观测样本。第四，剔除了工资收入为零和收入异常的样本。第五，剔除了缺失工资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类别等关键变量的样本。最终，得到4 108个城镇职工样本，3 314个农民工样本。
作者：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吕炜 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杨沫 来源： 《财经问题研究》201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