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为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已有研究较多地考察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但其研究结论却存在一定差异。如王桂新等的研究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收入水平等个体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2]而陈前虎等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户籍状况、举家迁移、留城时间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子女人数、子女受教育情况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低显著影响；性别、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21]因此，本文将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和本地务工年限等农民工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性别：男性=0、女性=1。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0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中专=12年、大专=15年、大学本科=16年、研究生=19年。婚姻状况：将未婚、离婚和丧偶归为无配偶，赋值为0；将初婚和再婚归为有配偶，赋值为1。本地务工年限：通过问题“您在本地已经连续工作了多少年”进行考察。
由于本文研究劳动权益(劳动时间、劳动合同、技能培训和本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所以仅保留户口性质为农业、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就业身份为雇员①的农民工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解释变量的缺失值，最终获得样本量8 039个。
(三)研究方法
首先，对农民工劳动权益、市民化意愿现状进行分析。其次，对农民工劳动权益与市民化意愿进行交互分析，初步判断劳动权益各变量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最后，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考察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四、农民工劳动权益与市民化意愿现状分析
(一)农民工劳动权益与市民化意愿现状分析
就劳动时间而言，农民工超时劳动情况较为严重。被调查的农民工中，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仅占总体的17.9%，而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4小时的占82.1%，即超过八成的农民工存在超时劳动情况。
就劳动合同而言，七成左右的农民工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状况较为良好。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有72.7%与工作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27.3%的农民工未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容忽视的是，有近三成的农民工未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这反映出农民工劳动合同存在缺失现象，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
就技能培训而言，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13.4%，未接受过培训的占86.6%，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进行解释，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涉及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问题，直接成本是指农民工为参加培训而支付的费用，间接成本是指农民工由于接受培训所损失的获得劳动收入的机会。由于本文的技能培训特指政府为农民工免费提供的培训，因而接受技能培训不会为农民工带来任何的直接成本。那么，从间接成本进行考虑，农民工接受培训无形中会损失一定的劳动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
就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而言，超过六成的农民工未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被调查的农民工中，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占35%，在本地未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占65%。图1直观地反映出农民工未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最主要原因。
图1 农民工未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最主要原因
以下从农民工自身、用人单位和制度设计三个方面对农民工未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原因进行分析。从农民工自身来看，有超过三成(32.5%)的农民工未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原因是缺乏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了解，1.3%的农民工未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原因是对自己身体有信心，这反映出农民工缺乏对相关法规政策的了解以及防范风险意识较差等问题。从用人单位来看，13.6%的农民工未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原因是单位不给缴费。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原则为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职工都要参加医疗保险，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用人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而不愿意为农民工缴纳保险费用。从制度设计来看，有超过三成(32.5%)的农民工未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原因是在老家(户籍地)参加了其他医疗保险(新农合、商业医保)，农民工在老家参加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民工本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率不高；有11.2%的农民工由于不属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适用人群而未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3.9%的农民工未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原因是认为转移接续麻烦；还有5.1%的农民工是因为缴费标准高。这反映出当前的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缺陷，没有完全覆盖农民工群体，阻碍了农民工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就市民化意愿而言，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的占50.5%，无市民化意愿的占49.5%，二者仅相差1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超过半数(50.5%)的农民工渴望将户口迁入城市，实现从农民工到市民身份的转变，但是也有近半数(49.5%)的农民工没有将户口迁入城市的意愿，这意味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并不强烈。
(二)劳动权益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交互分析
通过交叉列联表的χ2检验对劳动权益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进行分析。从劳动时间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系来看，劳动时间的卡方值通过显著性检验(Sig＜0.05)，表明劳动时间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存在关联。未超时劳动的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的比例为64.1%，超时劳动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的比例为47.5%，未超时劳动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于超时劳动的农民工(见表2)。
表2 劳动权益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交叉列联表(%)
从劳动合同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系来看，劳动合同的卡方值通过显著性检验(Sig＜0.05)，表明劳动合同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存在关联。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的比例为46.5%，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的比例为51.9%，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强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意味着农民工实现了正规就业，其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障等基本权益能够得到比较有效的保障，[22]因而市民化意愿更加强烈。
从技能培训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系来看，技能培训的卡方值通过显著性检验(Sig＜0.05)，表明技能培训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存在关联。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的比例为49.4%，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的比例为57.3%，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强于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
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系来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卡方值通过显著性检验(Sig＜0.05)，表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存在关联。在本地未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的比例为45.7%，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的比例为59.2%，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强于未在本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
对劳动权益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行交互分析，结果表明劳动权益的四个变量均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关联。下面将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考察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五、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表3为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模型综合考察劳动权益的四个变量(劳动时间、劳动合同、技能培训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在控制农民工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本地务工年限等个体特征的情况下，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
表3 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
注：+p＜0.10，*p＜0.05，**p＜0.01，***p＜0.001。
劳动时间方面，以未超时劳动农民工为参照，超时劳动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是未超时劳动农民工的0.627倍，表明超时劳动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没有未超时劳动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对此可能的解释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面临着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为获得更多的收入只能选择“自愿”加班延长劳动时间。一方面，延长劳动时间可以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带来一定保障；另一方面，长时间的超时劳动不仅导致农民工产生疲劳感，同时相对减少农民工享受城市闲暇生活的时间，弱化其市民化意愿。
劳动合同方面，劳动合同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从回归系数来看，劳动合同的回归系数为-0.045，意味着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反而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这与前文中对劳动合同与市民化意愿进行的交互分析结果相矛盾。已有研究关于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怎样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争议。秦立建等的研究表明，签订劳动合同降低了农民工的户籍转换意愿，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被迫接受各种不平等的合同条款，导致部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主要是挣钱而不是永久迁移。[23]而王桂新等的研究表明，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将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8]
作者：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王晓峰 温馨 来源： 《人口学刊》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