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不同生成阶段旅游产业与城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

旅游出现期，因1982—1989年的旅游数据难以查找和统计，1989—1992年研究的年份短、样本数据少，不能完整、客观反映张家界旅游出现期的真实发展状况，也不宜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但为了分阶段探析旅游产业与城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且充分利用样本数据，增强可信度，可以将1989—2014年分为两个部分，1989—2000年作为旅游的生成阶段；2001—2014年则为旅游的发展阶段，再分别运用Eviews 6.0探析两者的动态关系。

3.4.1  单位根检验

从表2中可知，生成阶段(1989—2000年)，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在5%和10%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在1%水平下，却是非平稳的。发展阶段(2001—2014年)，在1%、5%和10%显著水平下，两者的时间序列均是平稳的。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可以认定在不同的生成阶段，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的时间序列是平稳序列，可进一步做协整检验。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2  The results of unit root test

3.4.2  协整检验

为进一步了解不同阶段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以新型城镇化为因变量和旅游产业为自变量，用EG检验做协整分析，再将协整方程的残差用ADF进行检测，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则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根据结果可知，在不同阶段，两者之间均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但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程度却有所差异：生成阶段，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正向关系为0.1469，表明旅游业发展水平每提升1%，城镇化进程水平则将提升0.1469%，修正决定系数为0.4039，拟合情况一般。发展阶段，旅游业对城镇化的作用系数高达1.4170，修正决定系数为0.9316，相对于生成阶段，旅游产业对城镇化的发展有更显著的推动作用，且拟合情况很好。另外，ADF检验残差可知，不同阶段的残差ADF检验值均小于其1%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即在1%的显著水平下，LL(l)和LC(c)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

3.4.3格兰杰因果关系

LL(l)和LC(c)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阶数的选择较为敏感，滞后阶数会影响检验模型的样本容量和残差平稳性，从而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31]。根据AIC和SC信息最小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我们将不同时间阶段的自变量与因变量都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表3)。从表3可知：1989—2001年，在5%的置信水平下，最优滞后期为2阶，拒绝了LC(c)不是引起LL(l)原因的零假设和LL(l)不是引起LC(c)原因的零假设，即生成阶段，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发展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早期，在赋存世界级旅游资源和落后的经济水平背景下，发展旅游是张家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30]，虽存在旅游开发高投入与低积累现实、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的矛盾，但城市上下一直以发展旅游为重任，旅游业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引导线。随后，虽然城镇盲目追求旅游经济利益而破坏了生态环境，但不可否认，城镇为张家界旅游业的兴起和成长提供了重要保障。2001—2014年，在5%的置信水平下，最优滞后期为1阶时，拒绝了LC(c)不是引起LL(l)原因的零假设，但接受了LL(l)不是引起LC(c)原因的假设，说明发展阶段，旅游业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城镇化不是促进旅游发展的原因。该阶段，旅游产业的带动效应更加明显，通过产业延伸和产业融合，旅游业从各个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另外，根据两者综合发展水平的结果可知，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及发展速度均不如旅游产业，虽张家界城市聚集和扩散效应不断显现，城镇吸纳能力、承载力等不断增强，但城镇化的滞后发展满足不了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城镇化不是引起旅游业发展的根本原因。

表3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Tab.3  The results of granger causality test

5  结论与讨论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以张家界为例，结合小波分析，熵值法和时间序列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产业生成视角，探讨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到如下结论：①总体来看，旅游的就业带动效应和经济效益表现较好，但企业集聚能力(0.1427)有待提高；城镇化的社会、经济及生态方面表现较好，但人口、空间、城乡差距及科研创新能力较差，制约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的提升。②生成周期角度看，出现期，旅游业发展水平低(0.0436)，提升快(44.30%)；城镇化水平较高(0.1630)，发展缓慢(1.27%)，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较低。生成期，旅游业以年均25.88%的速度增长，但水平仍较低(0.2063)；城镇化水平较高(0.2209)，但增长缓慢(2.01%)，两者在相互促进，相互矛盾中磨合发展。发展期，旅游业以年均12.72%的速度增长，2010年其发展水平(0.6571)首超城镇化(0.6537)；城镇化增长仍较缓慢，但各方面逐步合理化，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③单位根、协整及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不同阶段其作用特征不同。生成阶段，旅游业对城镇化的作用系数为0.1469，但拟合效果一般，在5%的置信水平下，最优滞后期为2阶时，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发展阶段，旅游业对城镇化的作用系数高达1.4170，拟合效果较好，在5%的置信水平下，最优滞后期为1阶时，旅游业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城镇化不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根本原因。④脉冲响应函数显示，生成阶段，两者之间的稳定性较弱，短期内正负效应交替，但长期来看，会产生稳定的推动作用；发展阶段，旅游业会对城镇化产生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城镇化对旅游业产生的冲击效应较弱。

本文虽然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指标评价体系，但因目前统计数据有限，相关数据难以全部获取，除查找统计资料外，还结合了插值法、访谈法、市场调查法等来填补数据，数据的系统性值得进一步完善；另外，限于文章篇幅，本文评价研究了不同生成阶段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动态关系，但对于单个系统中各子系统的发展情况及其对另一个系统的影响程度等，并未进行深入探究，这是我们日后需要细化和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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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鸿(1988—)，男，苗族，湖南凤凰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产业经济。E-mal：47030393@qq.com；通讯作者：麻学锋(1970—)，男，苗族，湖南凤凰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产业经济。E-mal：maxuefeng90@163.com。

作者： 铜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吉首大学商学院 唐鸿 刘雨婧 吉首大学商学院 湖南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 麻学锋  来源： 《经济地理》2017年第2期